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院暑期档上映了一系列反映中国人民抗战历程的电影,其中尤以《南京照相馆》受众最广、口碑**。该电影从沉重压抑的大屠杀史实中,成功“筛选”、“凝练”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用“小场景”中“小人物”情节剧(melodrama)的叙事方式,从细微处切入,“以小见大”,将民族苦难记忆呈现于银幕之上,带给观众极强的沉浸式体验,使观众与剧中人“共情”,产生了深入了解抗日战争历史的诉求。
《南京照相馆》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精准揭示了胶片影像所拥有的物质权威。在机械化时代,相机是用于采集影像的工具,胶片是承载影像信息的载体,摄影术因能客观记录世界形态而具备让历史事实显影的特殊功能。记录战争暴行的影像以绝对的物质性见证了超越人类想象力边界的极端罪恶,存在的“双刃剑”作用,在不同获取者手中将拥有不同命运并产生不同结果。电影不仅复现过去,更通过艺术重构激活历史,使其成为当下历史教育的活态教材,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南京照相馆》深刻呼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学观点,告之观众,历史并非静止的记录,而是总被当下视角重新诠释以关照现实的反思。
同样,那些作为革命文物、抗战文物留存下来的影像胶片、实物资料也需借助今日科技手段实现其信息数据的**保存,通过数字化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平台广泛传播,以符合当代信息获取习惯和价值阐释体系的方式“激活”沉寂的过去,赋予其被当代社会关切、理解、阐释的“真正的历史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成功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成功体现在用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小见大”的场景设置、影像命运的主题聚焦,成功实现了以艺术重构激活历史的目的,掀起全社会关于保存抗战记忆、加强抗战史教育的讨论,深刻呼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学观点。本章将从人物、场景、主题三方面介绍主创团队如何用当代电影艺术激活沉寂的过往,引出针对革命文物展示传播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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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从大屠杀史料里提炼的人物形象

图 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
电影《南京照相馆》塑造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真实可信,在于创作团队从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筛选出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并提炼其故事线索,以其为原形重构了剧中角色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剧中人物的心理动机、行为逻辑真实可信。剧中角色无论是苏柳昌、林毓秀等主角,还是反面角色伊藤秀夫,甚至出场次数不多的外国记者、外国教师皆有其历史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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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柳昌与林毓秀
电影中吉祥照相馆学徒苏柳昌的原型之一是时为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的罗瑾,林毓秀的原型之一是接替罗瑾保存相册的吴旋。

图 苏柳昌、林毓秀的历史原形之一是罗瑾、吴旋
罗瑾(1923年—2005年),男,满族镶红旗人,出生于南京,曾在华东照相馆工作。 1938年1月,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在为日本军官冲洗胶卷时,冒着生命危险加洗了30多张日军拍摄的屠杀、侮辱和抢劫中国平民的暴行照片。为了躲避搜查,他将相册藏在南京毗卢寺厕所的墙洞内,后来被吴旋意外发现并保存下来。这些记录日军侵华暴行与南京大屠杀的有关照片,成为“京字一号铁证”。
吴旋(1923年—1998年),原名吴连凯,男,汉族。1946年,吴旋将相册提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京”字**号证据在法庭中出示,在审判日本战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16张照片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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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秀夫
日本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的历史原形之一是《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佐藤振寿。

图 伊藤秀夫的原形之一是佐藤振寿
1937年的9月,24岁的佐藤振寿作为《东京日日新闻》随军摄影师跟随101师团奔赴上海。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中拍摄到大量战争照片。例如,“百人斩”战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手持军刀站立的新闻照片即由其拍摄。工作时,佐藤必须出示随军许可证,在不妨碍军队的前提下才被允许拍照。因战时日本国内新闻审查制度,其拍摄的多张照片都被盖上“不许可”印章,不得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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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
帮助林毓秀将日军暴行罪证照片底片带出南京,并向国际社会披露,引发舆论狂潮的外国记者的原形来自两个历史人物,即约翰·马吉和乔治·费奇。

图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与他拍摄的日军罪证照片
1937年的9月,24岁的佐藤振寿作为《东京日日新闻》随军摄影师跟随101师团奔赴上海。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中拍摄到大量战争照片。例如,“百人斩”战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手持军刀站立的新闻照片即由其拍摄。工作时,佐藤必须出示随军许可证,在不妨碍军队的前提下才被允许拍照。因战时日本国内新闻审查制度,其拍摄的多张照片都被盖上“不许可”印章,不得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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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女教师
电影中先后救助了受伤的苏柳昌和死里逃生的林毓秀的外国女教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明妮·魏特琳。

图 外国女教师的原形是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年-1941年),中文名“华群”,美国基督会在中国的女传教士。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华群受命管理校产,并开放校园作为妇女和孩子们的难民营,在高峰时金女大曾收容近1万人,使许多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国民政府为表彰她保护难民的业绩,于1938年7月30日授予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一枚。1941年在美国自杀,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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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物

图 电影主要角色
除此之外,金承宗一家、王广海、宋班长这些剧中人的形象都是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记载的众多幸存者、遇难者、牺牲者的经历里提取故事线索,加工升华成的艺术形象,连日军相片洗印师的台词也摘录自日本随军记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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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从“小切口”进入“大历史”
《南京照相馆》的场景设计遵循“以小见大”的叙事基调,从沉重压抑的大屠杀史实里“凝练”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细微处切入,让观众跟随“小场景”中“小人物”的视线来感受民族历史上黑暗的一夜。苦难记忆现于银幕之上,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沉浸体验感,与剧中人物“共情”,进而有了想进一步了解抗战历史的诉求。
电影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吉祥照相馆就是一个可带观众进入历史的细微切口。南京沦陷前,保留了众多市民人生喜悦时刻的照相馆成为了金老板一家、苏柳昌、林毓秀、宋班长等人的临时避难所。伊藤秀夫等人的闯入,更使照相馆成为了避难市民与侵略军刽子手进行博弈斗争的屠杀中的微型战场。

图 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地吉祥照相馆
吉祥照相馆虽是一个狭小而封闭的空间,但因其暗房拥有照片显影设备,摄影棚拥有绘制中国各地风景地标的背景板,库房保存有尚未被市民取走的个人照片和底片……以上这些特征使照相馆中的避难者得以突破照相馆墙壁带来的物理、地域和时间上的屏障。

图 罪证影像在暗房中显影
在照相馆暗房洗印日本记者拍摄的“军功”照片时,避难者可通过罪证影像的显影,认知照相馆墙外的南京城已陷入了怎样的地狱图景,尤其在看到熟悉的亲人、邻居遇害的照片后,避难者对侵略者产生了朴素的仇恨,从苟且求生走向有意反抗,这一心理转变对观众而言极有代入感。

图 吉祥照相馆摄影棚拍摄地
金老板在众人分别时展现了照相馆摄影棚里的绘制有中国各地风景地标的背景板,这一举动,使照相馆中的避难者突破了南京一地的地域屏障,这些反映祖国各地大好河山的风光背景板仿佛串联起了整个民族的共同命运——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电影院里的观众在与剧中人共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受到了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感染。

图 出现在影片最后的南京市民生活影像
此外,保存在照相馆库房中的那些再也无法被市民取走的个人照片和底片又突破了叙事时间的界限,让观众在跟随剧中人完成了残酷的“大屠杀心灵体验”后,又“穿越”回到屠城灾难降临前的南京,通过这些洋溢着幸福笑脸的市民照片,窥见遇难同胞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而导演很快就用蒙太奇的手法剪辑了照片主人的战时命运,牺牲、死亡、受辱、逃亡……美好瞬间被残酷毁灭,这种艺术上悲剧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对战争暴行有了切肤之痛,产生了远比课堂教学更加强大的理解能力。
3
主题:大屠杀罪证影像的保存与传播
《南京照相馆》在主题叙事上把握明确,一切叙事都围绕关于大屠杀罪证影像的保存、争夺、传播展开。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影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具有记录真实、击破谎言、舆论武器、举证直接、记忆直观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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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真实

图 《南京照相馆》复原日军在江边集体屠杀的场景
在机械化时代,相机是用于采集影像的工具,胶片是呈现影像的载体,摄影术因能“复印”世界形态而具备让历史事实显影的特殊功能。在计算机视效尚未诞生的年代,人很难对影像内容进行直接伪造,往往通过伪造场景来伪造影像。但记录战争暴行的影像属于一种“不顾一切的影像”,其见证的内容是超越人类想象力之边界的罪恶,是从“不能被想象出的现实”里偷窃出来的影像,其骇人听闻的记录场景,排除了人为操纵的可能,因而具有了绝对的记录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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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破谎言

图 创作团队通过电影艺术复原日军谎言制造过程
日军虚构城市场景,强迫屠刀下的百姓拍摄“中日亲善照”,以掩盖罪行、颠倒黑白、扭曲事实,伪造自身行为正义性的叙事,并以此对本土宣传动员以扩大战争,对国际粉饰形象以保证物资获取,对占领区欺骗蛊惑以掠夺奴役。拍摄“伪亲善照”是日军利用“侵略权力”来伪造表现“自身纯洁性”的叙事内容,并以此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方式。但从吉祥照相馆中“窃出”的罪证影像,终将以其不可辩驳的真实性,击破日军精心编造的宣传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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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武器

图 林毓秀拍摄谷寿夫处决现场
罪证影像是历史暴力中的双重角色,它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反抗的武器,既是精心编织的谎言,又是无可辩驳的真相,它既可以杀人,也可以是杀人的证据,它既可以用来恐吓民众,又可以使一盘散沙的民众团结起来,集结成更大的反抗联盟。摄影机和枪支的二重性在电影最后林毓秀拿着照相机拍摄处决战犯的场景中被明示,罪证影像如枪支中的子弹一样,也是一种武器,一种舆论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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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举证

图 南京军事法庭旧址古今影像重叠
当这些影像以罪证的形式被林毓秀缝在衣服里“偷渡”出来后,它就成为了日军罪行的物质性的绝对见证,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中,罪证影像不可辩驳的真实性使其成为了对战犯进行举证的直接证据,发挥了比口述证言更强的举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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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直观性

图 现实中的“南京照相馆”是遇难同胞纪念馆
面对幸存者在自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仍选择“偷窃”影像,来为一座城市、一个民族所遭受的命运留下影像证据的勇气,作为当代人的我们不被允许在影像面前退缩,而被要求必须直视它。罪证影像的意义远不只是可在战后法庭审判中作呈堂证据或反驳日本右翼持续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言论时的论据那样简单,它存在的意义是在提醒我们,那些我们不可想象、不愿想象、无力想象的恶,就在我们的历史里真实存在过,“我们不得不面对那种压抑的可被想象之物,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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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0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历史理解的本质。该论断认为历史并非独立存在于书本或档案中的“客观事实集合”,只有当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激发了当代人的思考、兴趣、关切,在其意识中被重新唤醒、理解、阐释并被赋予意义时,才能真正成为“历史”,而非沉寂的过去。因此,历史的“存在”依赖于当代思想的激活和重构。这一论断赋予历史深刻的现实意义,将历史与当代生活、思考、行动紧密联系,指出历史研究具有服务当代精神需求和生活实践的“有用性”。

图 南京古今对比
《南京照相馆》作为罪证影像的影像,在当代社会的历史理解中起到了一个中介之中介的作用,其最低层次意义是提示当代人,在我国的纪念馆、档案馆里,保存着必须回应之影像,我们对其负有责任,甚至负有债务。面对这些来自于一个“不可能”存在但确实存在过的世界的影像,我们需穿过那个虚构的有关照相馆的故事,看到那些被保留下来的真实影像,直视他们,思考、想象、体验、关切到最后时刻,永不让其成为沉寂的过去,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

图 纪念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包括抗战文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对我国历史研究、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等事业皆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瞻仰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时,总书记更指出“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抗日战争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抗战文物更是革命文物的重要门类。在这些文物中,既有像大屠杀影像那样见证了侵略者暴行的罪证,也有见证了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历程的历史影像、历史实物、抗战旧址,他们都需以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其信息数据的**保存,需要依托数字化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技术平台广泛传播,更需要以符合当代人信息获取习惯和价值阐释体系的方法来“激活”,从而赋予其被当代社会关切、理解、阐释的历史意义,永不不再是沉寂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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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化到数字化
人类复制世界工具的变迁
20世纪以来,人类记录世界的工具经历了从机械化时代的照相机、摄影机到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高清数字相机、三维扫描仪,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可以通过三维激光扫描、高清晰数字摄影、无人机倾斜摄影、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等技术来采集现实世界的空间数据、影像信息的全方位采集,并通过云存储技术进行**保存,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广泛性传播,彻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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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时代:用相机和摄影机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场可以通过海量照片、胶片影像、彩色影像来全面了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新闻宣传的力量被广泛认知,参战各方都组建了战地新闻报道团队,制定了战地新闻报道法规,从不同角度拍摄了不同内容的战场照片和战时影像。这些用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摄影机摄录的影像为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提供了直观资料。

图 八路军记者沙飞和他拍摄的敌后战场影像

图 《大公报》记者方大曾和他拍摄的卢沟桥事变影像

图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出版刊物

图 《晋察冀画报》报道狼牙山五壮士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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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数字相机与激光扫描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三维激光扫描、高清数字摄影、航空数字摄影为代表的数字信息采集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地理信息测绘、文物保护、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展示、社会教育、文化传播等领域。纪念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沉睡在祖国大地上的革命旧址,都得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平台被广大观众看到、了解、关切、传播,并在其数据信息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深化其价值阐释,实现今昔思想对话的历史意义,**社会教育价值。

图 浩宇团队采用高清摄影和三维扫描技术采集文物数据

图 浩宇团队采用架站式扫描仪采集数据制作数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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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化到数字化:二维复制升级三维复制
与保存在纪念馆中的革命文物不同,沉睡在祖国大地上的革命旧址往往处在偏僻的古村落中,这些村落多地处山区,村域地形以山地为主,丘陵、平原次之,周围群山环绕、山林茂密、绿树蔽荫,村口常位于两座山头形成的夹缝中,显得隐秘,且具有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优势。革命旧址往往为村中的历史建筑,其数据采集的难度与古建筑数字化的难度相等。面对这种情况,NavVis VLX设备及其配套的智图云三维可视化平台就成为了革命旧址数据采集和处理的优质选择。

图 NavVis VLX 设备系列产品
NavVis VLX可满足工程建设、建筑测绘、现实捕捉等重点行业对便携式激光扫描解决方案中高质量数据获取的关键需求,帮助革命旧址数据采集工作人员获得高质量的旧址内外点云数据和720°VR全景影像。

图 浩宇团队采用NavVis VLX 设备采集抗战旧址室内数据

图 浩宇团队采用NavVis VLX 设备采集抗战旧址室外数据
NavVis VLX也是一款易于携带的设备,非常适合在革命旧址建筑群、建筑室内等狭窄空间进行扫描,能克服地形变化与环境变化,且成本相对较低,可让更多专业人员配备这种专业工具,同时也不会牺牲NavVis系列产品引以为傲的可用性和数据质量。
NavVis VLX产品可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捕获高质量点云数据以及270度和360度全景图像,直观地了解捕获的环境。其独特的设计也将激光雷达置于**位置,结合支撑式背带,可舒适实现长时间扫描,并为详实的环境采集提供充分的灵活性。后期,NavVis VLX产品采集的革命旧址多方位地面点云数据可与无人机采集的点云相融合,生成革命旧址及周边区域完整点云,获取其正射影像,用以给旧址建筑绘制测绘图纸。
与NavVis VLX产品配套的智图云三维可视化平台实现了测量平台录入的锚点信息和全站仪测量坐标信息的双流程合二为一,有效缩短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人力成本。经智图云三维可视化平台数据处理,NavVis VLX产品采集的革命旧址建筑VR全景信息可生成二维路径地图,提供沉浸式的导航浏览体验服务。
让文物“活”起来
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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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传播
纪念馆展厅内展出有大量记录革命和抗战历史时期的照片,有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实物,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结合,可模拟现实纪念馆展厅的场景和情景,在多维信息空间上创建一个虚拟信息环境,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沉浸于虚拟展厅空间,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并能与纪念馆展厅的虚拟环境进行完善的交流互动。例如,浩宇团队参与制作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数字展厅就可以让观众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端实现虚拟展厅720度全景浏览,沉浸式体验展厅空间环境,并通过二三维联动技术实现室内导航,完成与虚拟空间的交流互动。

图 浩宇团队参与制作的西路军纪念馆VR数字展厅
此外,将高清数字摄影技术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结合,通过给虚拟展厅文物添加热点信息,提高文物虚拟展示的精细度,有效传播与革命文物相关的革命史信息及其承载的红色文化内涵,促进革命文物价值的当代重估,以现代性的阐释体系重新激活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空。

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VR数字展厅

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热点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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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传播
依靠SLAM移动测量技术,用NavVis VLX产品采集的革命旧址建筑群点云数据经智图云三维可视化平台处理,能生成多种形式的数据信息,实现革命旧址建筑的激光点云、VR全景影像、航拍影像、航空采集点云、BIM模型在同一平台共享,并通过VR全景信息生成二维路径地图,为观众提供革命旧址建筑群沉浸式导航浏览体验服务。

图 智图云三维可视化革命旧址全景导览

图 智图云三维可视化平台革命旧址点云展示
总结

电影《南京照相馆》用当代审美的艺术化手段、电影工业的现代科技、符合历史哲学的叙事方法,成功激活了民族伤痛历史记忆,掀起了社会对抗日战争史当代社会影响的深层讨论。今日,以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空摄影、高清数字摄影、虚拟现实、SLAM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实现了革命文物、抗战文物数据信息的**留存,并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广泛传播,以符合当代价值阐释体系的方式“激活”沉寂的过去,赋予其真正的历史意义。